本报记者 闫慧 刘萍凝 通讯员 胡子鹏
12月1日，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建业公布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最新进展。一段尘封5000年的历史记忆再次被唤醒……
今年恰逢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的南佐遗址，将会重现一段怎样的黄土高原人类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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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发掘 揭开“冰山一角”
位于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的南佐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
当时，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根据文物普查线索，对南佐发现的一处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证明这是一处较大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南北长800米，东西宽约300米，文化层厚约1.5米。
由此，距今约5000年前的南佐人的生活遗迹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1962年，甘肃省文管会组织文物专家，对遗址进行详细调查，正式确定南佐为一处规模很大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并命名为“南佐疙瘩渠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简称“南佐疙瘩渠遗址”，1963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人员对“南佐疙瘩渠遗址”进行了两轮考古发掘，但未公布考古发掘报告，现有的公开资料仅限于《中国考古学年鉴》上发表的几份简报。
1984年，由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考古人员阎渭清带队，对“南佐疙瘩渠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在16号灰坑发现一个人形雕塑，后被定为一级文物。由此拉开了南佐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据西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上世纪的两轮考古发掘活动主要集中在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两个时间段。期间至少进行过6次规模不等的考古发掘活动。
1985年的考古发掘，由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研究员赵建龙带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李仰松带学生参加。这次发掘对陇东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房屋建筑、文化特征以及它与“常山下层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86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改名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一年，阎渭清带队，对“南佐疙瘩渠遗址”进行第一轮的第3次发掘。研究员赵雪野也参加了这次考古发掘。
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面积夯土、夯土墙，夯层厚10-15厘米，夯窝清晰，系排木夯打，并发现一座大型白灰面房基，面积达120平方米以上。这是首次在陇东地区发现仰韶文化晚期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遗存。
这次考古发掘还清理了1984年发现的城墙样的夯土层25米，但这段夯土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第二轮考古发掘，先后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活动。针对前几次发掘遗留问题，赵雪野和考古人员顺藤摸瓜，继续对1984年发现的夯土墙进行清理，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考古人员发现，夯土墙只是一个特大型房址的一面边墙，这个特大型房址就是现在南佐遗址最核心的区域——F1房址。它是一座室内面积达630平方米的大房址遗迹，呈西北到东南向，东西宽约18米，南北长约33米，前厅后室，极为壮观。初步断定其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其功能属集体活动场所。
1996年，“南佐疙瘩渠遗址”第二轮考古发掘结束，为实施有效保护，考古人员对F1房址进行了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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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先声 聚落遗址意味着什么
庆阳市位于甘肃省东部，习称“陇东”，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庆阳先民、中医鼻祖岐伯曾在此与黄帝论医，成就了中华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周先祖不窋曾在庆阳“教民稼穑”，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的先河。据《庆阳地区志·文化志》综述中记载，“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区内分布相当稠密，全区7县均有大量遗存，特别是中南部马莲河、蒲河两流域分布更密。”
“南佐疙瘩渠遗址”东西南三面临沟，东部渠称高家崖沟，西部渠称疙瘩渠沟，南部渠称冯家堡子沟，三沟于遗址的西南角汇入蒲河。北部未被冲坏的部分有一个东西向的近长方形的平台，在其周围及中部沟渠的两侧，还分布着大小不等的九个土堆（夯土高台的土疙瘩），“疙瘩渠”的名称由此而来。民间相传，此平台为周赧王西行之“行宫”，九个土堆为“九女绾花台”。
根据《中国考古学年鉴》简报记录：1985年9月至12月，赵建龙带队进行的考古发掘活动，清理出房基八座，其中四座较为完整。房屋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和双间“吕”字形，面积最大的一座为30多平方米，居住面和半地穴四壁均抹一层厚0.2-0.3厘米的白灰面（皮），表面平整光滑。房屋遗迹堆积较厚，说明人们曾有过长期的定居生活。
1996年4月至7月，由赵雪野带队进行的考古发掘活动中，考古人员进一步明确，F1房址为地面式建筑，从房内的隔墙与附墙看，其使用时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而地面的6层白灰面又可以说明其间经过5次修补以再利用。同时还发现大量红烧土块及动物骨骼、炭化粮食（稻、粟、稷）等，这对研究中国古代农业起源、农作物种植与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轮考古调查和发掘情况，可以大致描绘出南佐史前遗址的一些初貌：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在现今西峰区后官寨镇的南佐村，生活着一个早期人类聚落群体。他们居住在残塬沟壑边的塬面上，不仅能够制作精美的陶器，还掌握了精湛的建筑艺术，建有一座前厅后室、室内面积达630平方米的大殿。此外，他们开始食用水稻和小米，并且尝试着驯化粮食作物。
受种种条件限制，上世纪的考古发掘活动时断时续，虽然只是揭开了这一遗址的冰山一角，却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和未解的历史谜团，从不曾被人们遗忘。“南佐疙瘩渠遗址”聚落的布局、社会组织状况、生产方式和发展状况，以及遗址是否有专门的墓葬区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地考古勘探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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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考古 期待解开历史谜团
2001年，国务院公布南佐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佐疙瘩渠遗址”正式命名为南佐遗址。
2012年4月，国家文物局对南佐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立项，围绕南佐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也再次提上日程。为推进南佐遗址保护研究，掌握更多的基础性资料，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和2020年先后两次对南佐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并组织专家对南佐遗址进行现场调研座谈和考古调查。
今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建业带队，对南佐遗址展开新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
西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的考古发掘工作计划分五年进行，今年是第一年，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同时对周边区域进行初步考古、地貌调查及勘探。
记者从“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了解到，从初步调查和发掘情况看，南佐仰韶文化晚期环壕聚落遗址总面积大约600万平方米（包括后来侵蚀形成的冲沟等），仅“九台”围绕的核心区就有约30万平方米，是距今5000年左右最大的聚落遗址之一。大型夯土墙建筑F1，仅室内部分就达630平方米，体量规模在同时期无出其右，应当属于宫殿式建筑。“九台”和大型建筑的庞大体量、台外壕沟和夯护设施之巨大规模，也都前所未见。
“凡此都体现出强大的社会公共权力的存在,显示陇东地区当时已进入早期国家或者文明社会阶段。”韩建业说。
南佐遗址所出白陶簋、白衣陶簋、大型彩陶罐、白色堆纹陶罐、带塞盖喇叭口平底彩陶瓶、彩绘黑陶、朱砂彩绘陶，涂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河流形遗迹，在黄河中游同时期罕见或者不见。此外，还出有大量水稻遗存。“这些遗存均具有浓厚的祭祀和礼仪色彩，白陶、黑陶等的制作又体现出较高的专业化水准，也显示出南佐遗址当为探索早期中华文明的关键性核心遗址之一。”韩建业说。
考古发掘取得重大进展离不开新技术、新科技的运用，参与发掘的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教授李小龙告诉记者：“这次考古工作运用了很多新技术，比如用航拍、模拟三维影像等数字化方式进行遗址复原，考古研究的理念也更科学和全面，将视野从仅研究F1房址，发展到聚落考古，从而深入到对当时整个社会形态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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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在先 遗址保护任重道远
10月22日，甘肃省文物局组织召开南佐遗址考古项目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认为，南佐遗址是陇东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面积大、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因此，推进南佐遗址后续的考古发掘、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对于正确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从目前考古发掘掌握的情况来看，南佐遗址作为一个古人类中心聚落遗址，和其他同类型古遗址相比，有着其独特的价值体现。”
南佐遗址是黄河文化黄土高原区泾渭流域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晩期一个大型史前古人类中心聚落遗址，规模宏大，充分展示了南佐人的建筑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发掘出土修复的彩陶缸，腹径78厘米，高70厘米，大气厚重，堪称中国彩陶王，说明了南佐人的制陶工艺达到同期最高水平；一号夯土台西侧内环壕南部沟壁，经过精心的夯土护砌，说明南佐人最早掌握了独特的夯土护砌工艺。
随着南佐遗址考古发掘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各界和公众对南佐遗址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对南佐遗址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据了解，目前由西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编制的《南佐遗址保护规划》和《南佐遗址黄河文化史前遗址公园建设方案》已经上报，待组织评审。“如何更好地将文物保护和乡村振兴、村民致富联系起来，调动遗址内村民文物保护的积极性，以文物保护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面临的一道急需解决的新课题。”西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韩建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南佐遗址的新发现，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下一步会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完善南佐遗址的中长期考古工作计划，继续开展考古工作，以尽可能全面地搞清楚遗址整体面貌。也希望尽快完成南佐遗址的文物保护利用规划，规范大遗址保护区划内的生产建设活动，尽快对危害遗址核心区重要遗迹的树木进行清理，对遗址核心区民房进行搬迁，对遗址核心区水土流失进行治理，下大力气对遗址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综合保护。”韩建业说。
南佐遗址，一段尘封5000年的历史记忆，将随着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重回公众视线，也将为黄土高原陇东地区人类文明的进程注入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