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彦武
从1936年11月22日山城堡战役结束到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正好20天时间。在这短短的20天内，敌我双方对峙依旧，战斗还在继续，只不过是些局部的、零星的、短暂的战斗，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战场敌我对峙的形势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当时国民党军是分三路向东进攻的，左路为王钧部，中路为胡宗南部，右路为王以哲部，而山城堡战役只是粉碎了胡宗南部第1师第2旅和第78师的进攻，并没有把敌人的进攻全部粉碎。因此，就战后的情形来看，山城堡大捷后，以山城堡为中心的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后续战斗仍在进行。笔者依据当年参战的部分开国将帅所写的回忆录归纳出山城堡大捷后的后续战斗，以期更加全面的了解山城堡战役的前前后后。
北部形势：
积极备战 待机歼敌
1936年11月22日上午10时多，山城堡夜战全部结束，所有参战部队打扫战场后迅速撤离到山城堡四周短暂休整。11月23日，前敌总指挥部将参战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并发出命令：“各纵队以三天行程进至羊圈山、红柳沟以南地区。”24日开始，参战主力部队即向北撤去，进入新的地域备战。彭德怀在《自述》中说到了当时的形势：“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进；王钧、毛炳文两军为中路，向吴起、志丹（保安）前进；东北军为右路向华池方向前进。我军转移至洪德城与盐池间位置，于沙漠边缘埋伏着，似待胡敌通过沙漠疲乏和饥渴之机，给以打击。胡部是主力，也最积极，我如能再歼胡敌两个旅，即可将敌人这次进攻打退。”这就是说，胡宗南并未因第78师被歼过半而停止不前。他还在调兵东进，继续进攻。因此，红军就不得不转移阵地，准备再战。
时任红1军团红2师司令部作战参谋的开国少将黄炜华在《回忆录》中写道：“1936年我们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之78师，取得胜利后，敌人不甘心失败，企图再集结兵力，向陕甘宁苏区进攻。为粉碎敌人的进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部队在陕甘宁边地区积极备战。那时陕甘宁边地区是个很艰苦的地方，广阔的沙漠一望无垠，冬季狂风啸啸，终年流沙滚滚，徒步前进的指战员，在这么个天气里，行军十分费力，向前走一步退半步，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中，疾步前进，仍汗流浃背，从人体身上蒸发出来的气，如热锅上的蒸气缭绕升腾着，从口鼻中喷的白气，在胡须上、眉毛上结了白色的霜，红马儿也变成了白马。”“红1、红15军团为防止敌人再度进犯，进入盐池西南、同心城东北待机。这一带沙漠高原，一望无际的不毛之地。红军在飞沙走石的茫茫沙地里行进，走一步退半步，十分艰难，天空黄沙滚滚，睁不开眼睛，只能一步一步摸索前进。经过一天行军，才走了50多里，部队即在沙漠边的一条沟内安营。我们在此隐蔽待机备战一周。各级指挥员连续看了几天地形，研究作战方案，本拟待敌军再次向苏区进犯时，在此沙漠地区侧击歼灭之……红军在此地区，忍饥耐寒，等待再次歼灭敌人，以保卫苏区而战，发挥艰苦奋斗、不怕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但是敌军吃了苦头不敢再来侵犯而作罢。”
当时撤到定边、盐池一带的主要是红1军团、红15军团、红4军和红31军。红军主力在此积极备战，准备再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但时间不长，“西安事变”发生。彭德怀回忆说：“（12月）13日拂晓，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敌其他各路也均撤走了。张学良集结西安，将洛川、庆阳诸城皆放弃。我1军团、15军团、二方面军之一部，及4军、31军开驻庆阳、西峰镇一带，张学良送来部分棉衣和弹药。”
著名作家丁玲有一段回忆也证实了当时红军在定边、盐池备战的情况。“1936年11月我到了保安。毛主席问我想做些什么，我说想当红军，想看看打仗。毛主席说，还来得及，还赶得上最后一个仗，可能是最后的。这样，我就跟着工农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北上了。这时山城堡战斗已经结束，英勇的红军正在准备另一次的歼灭战，我就准备去亲身体会这次战斗的紧张和胜利的喜悦，去品尝一点战争的味道。可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因为不几天，《双十二》事变发生了。”
西部形势：
一边“激战” 一边统战
根据战前总指挥部的部署，红二方面军红6军团在胡家洞子附近抗击东北军骑兵第10师，红81师在郭家大湾附近阻击东北军的进犯，红1军团的特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一线以西地区，迟滞东北军。西部战场的任务是抗击和阻止东北军对我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保障红军主力在山城堡地区对胡宗南部的歼灭战。部署在西部的红军部队都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为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时任红81师政治委员的开国少将李赤然回忆说：“我红81师奉命抗击敌右路军第67军的骑兵军。我们从10月底从黑城镇开始抗击，每天只准敌人前进三十里以内，而使其中路军侧翼暴露，造成我军夹击之势，便于我主力红军在有利地区内歼灭敌中路军的胡宗南部。”“11月23日，我抗击部队在无线电通报中得知，我主力红军于11月21日在山城堡将胡宗南主力第78师第232旅的全部和234旅的两个团歼灭。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立即传到各个部队的各个角落。我师在河连湾抗击阵地上顿时沸腾起来。人们唱啊、跳啊，欢歌笑语响彻山谷。”
开国上将、时任红81师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在《西征战役中的政治仗》一文中说得更为清楚、详尽：“1936年12月初的一天，我正领导师直机关干部在学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形势’和‘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的有关文件材料，听着干部们热烈讨论、争论的时候，突然接到指挥部的通报：东北军王以哲部第129师正从西往东向我李旺堡方向推进，要求我81师做好阻击，迟滞东北军前进的行动准备。”“我师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分析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11月21日我红军主力发动山城堡战役，进攻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时，东北军按兵不动；现在山城堡已被我攻克多日，东北军才姗姗来迟，目的可能不在争夺山城堡，而是蒋介石逼着他们向我军进攻，夺回我军西征时赤化的豫旺堡、环县、庆阳这一带地区。”“这一仗怎样打？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是打政治仗，在政治上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不打内战；同时，做好阻击的战斗准备，以防不测，并将战斗情况及时报告指挥部。”“当时我师扼守在李旺堡东南十几公里的山地一带。这里一道道山梁都是南北走向，我红军从西往东边打边撤，山梁便自然地成为我军的一道道屏障，便于设防。”“大约在12月6日左右，东北军第129师的先头部队开始接触我师阵地。文师长立即部署四个连的兵力据守四个山头，两侧还派出小分队作侦察、警戒，其余连队为后备队，边待命边制作宣传品，防御正面比较宽。开始接触时，双方都很谨慎，东北军打了一阵枪后，才慢慢向我军阵地接近；而我军一般不打枪，待东北军靠近阵地时，才对空鸣几枪，并大声喊话……”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红81师每天都在阻击东北军的进攻，每天都在打仗，但每天都没有伤亡，每天还要撤退十几里，并要给东北军让出大一点的、好一点的住宿地方。每撤出一个地方，各处都写满了标语和口号；白天一边打仗，一边战场喊话；到了晚上，双方又派代表互相往来，交谈联欢，从士兵发展到班长再到连长、营长、团长，人数从几个到十几个再到二十几个。正如李志民讲的：“这样，我们师同东北军129师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五六天，双方无一伤亡，真是一场奇特的阻击战。”“12月13日清晨，我军前沿阵地发现东北军第129师已经全部撤走，阵地上留下许多‘红军弟兄们，再见！’‘红军弟兄们，抗日前线再见！’的字条。不久，我们师就接到指挥部来电，得悉‘西安事变’发生。全师指战员个个精神振奋，营区内外欢声雷动，比打一场歼灭战更加令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
南部形势：
曲子为界 阻敌前进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驻守在庆阳（今庆城）县城的东北军为配合北线胡宗南部对红军的进攻，向北推进，准备进占曲子、环县、洪德城等地。11月26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二方面军红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为南路指挥、赖传珠任政治委员，指挥曲子一带红军部队作战。参加南部作战的部队主要是陕甘宁独立师和红军大学第二分校的学员。陕甘宁独立师的领导人是：师长姚喆、政治委员黎林、参谋长尹国赤、政治部主任周芝光。红大二分校的领导人是：代理校长周昆（正式校长为刘伯承）、政治委员袁国平。这个时候的红大二分校是由红二方面军随营学校、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和原红大三科合并而成的。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肖劲光也参与南线阻击战的指挥领导工作。
据《陈伯钧日记》记载当时的战斗情形。
“11月26日，时，东北军企图进占洪德城、环县、曲子。”
“11月27日，我则被派曲子，协同独立师阻止沈师。到孟家寨午餐。接独立师报告说，曲子前面已发现敌人，当即令随校准备参战。午饭后去曲子。时敌已逼近曲子城。”
“11月28日，作战，由孟家寨至李家塬、高家崾岘之线，约25里。昨晚敌人已退出曲子，我们以独立师一个连占领之。今日我遂决定以主力迂回敌之右侧背，相机打击之或夜袭之。晨四时部队开始运动。七时许，各部始到李家塬附近。以独立师主力及随校主力组织突击队，由徐家塬扰敌之右侧背，而独立师及随校之一小部在正面牵制敌人。”
“11月29日，……晨，将随校位置白马庙附近，以独立师主力控制高家崾岘、郭子园两点，以一小部分向敌人侦察警戒，独立营调正面大道任牵制任务。是日，各部进行解释鼓动工作。晚得悉，三科主力已南来参战，并要独立师首长姚喆当晚去面谈任务。”
“11月30日，……午，三科（改为教导师）派员来此传达今夜袭击敌人的任务。午后，警戒线上发现敌人，系敌之少数侦察部队。晚饭后，三科同志才来此看地形，但时间已晚，部队又未到齐，干部未进行地形侦察。当即决定，改于次日夜袭曲子之敌。”
“12月1日—2日，作战。徐家塬之线至高家崾岘、孟家寨，约四十里。……晚，教导师、独立师主力及随校，均经徐家塬，袭击五里桥到曲子间之敌，因事先侦察不详、夜色太明，突击点选错，因此袭击无效。是役给曲子五里桥之敌以相当威胁。二日拂晓前，我方全部撤至原地休息。”
“12月3日，行军。由孟家寨经殷家桥到木钵，约25里。”
“12月4日，驻军。……适省委富春同志，军事部肖劲光同志来此，商量作战布置问题。”
12月5日、6日、7日，部队驻军在殷家桥。8日移至马家岗子。“午，听前面十余里处有零星枪声，大约系敌之侦察游击部队。为配合独立师及主力红军的行动，午饭后去韩家塬、宋家塬一带看地形，决定以后的配备及重新部署：第一步是以侦察游击方式威胁敌人，使其处于被动防御地位，不敢随便前进一步；第二步是配合独立师及主力红军的动作。”直到12月15日前都驻军在马家岗子。13日，得知“西安事变”消息。14日午间得悉，曲子附近之东北军已全线退至庆阳县附近，东北军第106师沈克部派出一人前来与红军商谈今后问题。
开国政要、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日记中也有简短记载：“11月27日，敌106师（沈克部）进攻曲子，因我独立师力量不集结，无很好准备，仓促应战，致曲子失去。晚敌又退出曲子。”“11月28日，本日我1、2、3、4、6连，开赴曲子参战；我率上级科、高级班开赴木钵，与三科合并。敌机轰炸曲子附近十余次。”“12月1日，本日夜袭曲子未成。”
由于南线部队的积极阻击以及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宣传，东北军未能越过曲子镇，从而有力地巩固了山城堡战役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形势则出现了有利于红军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新的形势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