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斌强
“阎洼子惨案”是陕甘边革命斗争史中保守革命秘密的典范事例。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主力红军转至外线作战后，国民党军队乘机进占南梁，先后搜捕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党政军干部及革命群众42名，集中到阎洼子村进行逼供。为了保守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行军方向的秘密，42名苏维埃政府干部和当地群众，面对敌人残酷的刑讯没有一个人投敌变节，用生命守住了革命秘密，无计可施的国民党反动派将他们残酷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阎洼子惨案”。
长期以来，对“阎洼子惨案”发生的时间、制造惨案的敌军番号及我方在惨案中死难的人数等几个方面的说法不一，笔者通过资料分析，主要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了核实考证，现作以说明。
对记载“阎洼子惨案”资料的整理
笔者通过查阅资料，总共找到11处记载“阎洼子惨案”的资料，分别是王世泰、张策、白天章、王英、高生荣、王殿斌、武海潮、贾生旺、李生华等老革命的回忆录和回忆文章中的记述。
王世泰，陕西洛川人，曾任红二十六军红二团、红三团团长。在《王世泰回忆录》中记载：“正当我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迂回外线，转战千里之时，敌仇良民团纠集地方民团千余人于3月中旬，窜犯我南梁革命根据地，杀人放火、掠财劫物。敌人杀害了农会主席白杨珍、土改委员会干部曹思忠以及红军修械所工人李青山等6人，在阎洼子等地活埋游击队伤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在老庄河烧毁粮食10余石，牛羊牲畜被赶走”。
张策，陕西高陵人，陕甘边苏区创始人之一。他在自传《我的历史回顾》中记载：“第二次进犯的敌人是陇东大土豪谭世林，以庆（阳）、环（县）、合（水）等地所谓五属绥靖司令的名义，纠集国民党正规军仇良民部及豪绅地主武装几千人向这个初创的革命根据地疯狂发动进攻。此时，我红军主力不在根据地之内，根据地基本是空城，敌人找不到我们的主力红军又没什么便宜可捞，就在荔园堡凶残杀害了帮助我们开展革命工作的几位老人。即白天章同志的父亲和我们的经济委员长吴生荣同志，还活埋了十几位老百姓。然后，这批凶恶的敌人向洛河川的上游窜去，抄了刘志丹同志的老家”。
白天章，华池县南梁荔园堡人，曾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后任财政委员长、合水游击队指导员。他曾两次回忆这段往事，一次是在《南梁苏区情况片段》中回忆：“1934年4月，敌人‘围剿’南梁革命根据地，有谭世麟部1个师、地方民团和仇良民的部队三四百人。敌人来得很突然，许多群众被杀害，杀害了我的父亲白杨珍和梁大爷、张步清、曹士忠（也是个哥老会大爷），还活埋了8人，其中3人是红军病号、5人是民间的医生。还杀害了李青山（修枪师傅）、杨二老汉、冯连芝、张小虎等”。另一次是《1983年6月6日谈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记载：“1934年农历四月，庆阳民团团总谭世麟与仇良民部队进犯南梁。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对付敌人的经验，敌人来了就跑。敌人专砸老百姓的锅，老百姓回来没有锅做饭，我们革命委员会就出钱请来钉锅匠，给老百姓补锅。这次敌人来，活埋了3名红军战士、1名医生、1名枪炮修理工和3个群众，枪杀了我父亲白杨珍、哥老会大爷曹士忠、土地委员长梁大爷、曹土忠的小舅子”。
王英，陕西蓝田人，曾任保安游击支队政委，庆北、中宜苏区负责人。据他回忆，1934年4月，甘肃敌军仇团和谭世麟民团，分数路合击红军游击队，结果没有找到，认为有群众报信，便向无辜的群众开刀，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尤其是匪团谭世麟极为凶恶残忍，先后杀害侦查员王文昌（刘约三外甥）、金汤小学教师王照春（刘志丹的表兄）、曹士荣、王永庆等人，以此来威胁群众说出红军的行踪。这些罪恶活动，不仅没有扑灭革命火焰，而且使军民更加团结，同仇敌忾，推动了革命运动蓬勃的向前发展。
高生荣，华池县南梁人，曾任区苏维埃主席，华池战区主席。他在1959年4月22日、23日谈苏区创建中回忆道：“1934年农历三月，仇良民的军队1000多人，并带有太白民团20余人，从合水、太白、二将川一线进犯南梁革命根据地。仇军在这里住下后，在小河沟、白马庙、豹子川一带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仅在老庄河一地就烧掉粮食10余石、麻材1窑、打锅3个，群众都被迫钻进了梢山”。
王殿斌，华池县林镇乡黄渠村人，陕甘边早期红军游击队队员、红军战士。他在1959年4月23日谈苏区的创建中说：“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剿’。1934年5月， 红军主力在三嘉塬与敌作战失利，部队被打散，1个连的马全部丢失，先锋队80余人仅回来40多人，骑兵连40余人回来30人左右。接着，仇良民军队进犯南梁，烧毁民房，在阎洼子活埋24人。红军主力从南梁退至洛河川，顺着大东沟绕过去，到敌后袭击敌人，缴获步枪七八支，不多几天，仇部即退出根据地。”
武海潮，华池县南梁人，陕甘边苏区老干部。他在1982年4月20日、8月14日谈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反围剿斗争中说道：“国民党‘围剿’南梁，一次是1934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初一，是的仇良民部，谭世麟也跟着。当时红军的物资仅有一部分送到了南梁，大部分在阎洼子。听说敌人要来，我们就把牛赶进梢沟里，把枪埋到墙根底、大场边。敌人这次共住了5天，活埋了12个人,有李青山、白杨珍、侯富、何连、杨二、马医官、曹氏兄弟俩、杨达和一些伤病员。”
贾生旺，华池县林镇四合台人，系贾生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大哥。他在1959年4月23日谈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说：“仇良民军队在1934年3月来‘围剿’，在阎洼子活埋了24个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白天章的父亲白杨珍也被活埋。”
李生华，华池县南梁人，曾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长。他在《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一文中谈到：“1934年古历三月，仇良民部来到东华池，一天中午，我正在山上耕地，看见敌人来了。这次敌人在阎洼子活埋了十几个人，其中有兵工厂厂长李青山、南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白天章的父亲白杨珍。敌人到处搜索，发现了白杨珍、农民杨二。1934年5月，保安城守军高玉亭再次组织地方民团，勾结谭世麟、仇良民部，疯狂对陕甘边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王兆基、汪永庆、刘月贞、曹士荣、王文昌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被敌人杀害。”
关于“惨案”发生的时间
通过对上述文献资料的分析，阎洼子惨案发生的年份毫无疑问是1934年，但具体是几月份说法不一。王世泰回忆是3月中旬、白天章回忆是4月间、高生荣回忆是农历三月、王殿斌回忆是5月、武海潮回忆是1934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初一、贾生旺回忆是1934年3月、李生华回忆是1934年农历三月；王英回忆是4月。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阎洼子惨案”的大体发生时间区间集中在1934年3月至5月间，鉴于时间久远和回忆人年龄偏大等相关因素，其中回忆时间最精准的为武海潮1934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初一，他也是“阎洼子惨案”的经历者，所以可信度高。考虑到阳历和农历的关系，1934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初一换算为阳历为1934年5月10日（星期四）至5月13日（星期日）。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回忆时间跨度是3月至5月的问题。
关于敌人的兵力和番号
通过整理资料，有以下说法：一是敌仇良民部纠集地方民团千余人；二是陇东大土豪谭世麟，以庆（阳）、环（县）、合（水）等地所谓五属绥靖司令的名义，纠集国民党正规军仇良民部及豪绅地主武装几千人；三是谭世麟部1个师、地方民团和仇良民的部队三四百人；四是国民党仇良民部和谭世麟民团；五是仇良民部1000多人，并带有太白民团20余人，从合水、太白、二将川一线进犯南梁根据地；六是仇良明部进犯南梁；七是杨志恒部的仇良民一个团，谭世麟也跟着；八是仇良民部在1934年3月来“围剿”；九是国民党仇良民部来到东华池。
以上9种说法都提到了仇良民部和谭世麟民团，但究竟是谁存在异议。结合十里原战斗中红军缴获敌人的机密文件《国民党调整“围剿”部署》，得知敌人兵力部署和“围剿”计划是以甘肃警备第二旅1个团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为主攻部队，由庆阳、合水一带向南梁中心苏区进攻；冯钦哉部1个营配以几百名地方民团武装由富县黑水寺一带向太白挺进，堵击红军；敌井岳秀部驻延安、保安的1个团从东、北两线作战略配合，进击南梁，妄图一举将南梁中心区的红色政权彻底摧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制造“阎洼子惨案”的部队应该是以仇良民部正规军为主力，谭世麟民团军为辅助，总兵力应在千余人左右。
关于我方殉难人员身份和姓名
在惨案中，我方的伤亡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敌人由庆阳、合水一带向南梁中心苏区进攻，这段时间内，主要伤亡是敌突然袭击和与敌作战。第二阶段是敌人占领南梁中心苏区后，这段时间殉难的人员身份主要有当地革命群众、苏区工作人员、红军家属、民间医生等。敌人在阎洼子采用枪杀、铡刀铡、活埋等方式，共计残害42人。
这42人中大多没留下姓名，但到底有名有姓的有多少人，各个文献中均记录不完整，通过分析资料，笔者整理归纳为：白杨珍（金岔沟农会主席）、李青山（修械所工人）、曹思忠（曹思聪）（土改委员会干部）、武生荣（财政委员会干部，系武海潮叔父）、梁大爷、张步清（革委会工作人员）、王文昌（侦查员，系刘约三外甥）、王照春（系刘志丹的表兄）、曹士忠（哥老会大爷）、曹士荣（红军干部，系曹士忠之弟）、王永庆（系刘约三的妻哥）、徐治贵（当地著名乡医）、杨二、冯连芝、张小虎、张候富、何连、马医官、杨达、王兆基、刘月贞、曹土忠的小舅子共计2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