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九旬老人）自述展开，小说用非常诗意的语言和独特的叙述，讲述了鄂温克人在森林中同驯鹿共患难的故事。
这部小说以大兴安岭的森林为背景，那里是鄂温克族等游猎民族的故乡，是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的地方，更是文旅探索中不可多得的鲜活素材。萨满教是鄂温克族的精神核心，小说中的前半部分描述了尼都和妮浩两位萨满教教徒的命运。尼都萨满为救姐姐倾心尽力，最终在日本人的侮辱逼迫下抑郁而死；妮浩成为萨满后，每救一人便要失去一个孩子，她的四个子女先后因“一命换一命”的咒语夭折，这些情节充满了神秘色彩。小说的后半部分又令人心生感慨，老一辈族人伊万、依芙琳等相继离世；1972年，断腿的达西自尽；“我”这一辈人也陆续离世，瓦罗加为保护放映员被黑熊咬死；妮浩在1998年山火祈雨后去世。达吉亚娜的女儿依莲娜成为山上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成为画家，但因无法适应现代与原始文明的落差痛苦不堪，最终投河自尽。受此刺激，达吉亚娜厌恶山林生活，联合其他乌力楞族人向激流乡政府提交下山定居建议信，鄂温克人进行大规模搬迁，最后仅留下“我”和安草儿，作者将鄂温克人的爱憎与悲悯描绘得淋漓尽致。书中对驯鹿的描写“驯鹿样子像驴，角像鹿角，蹄子像牛蹄子”，生动而形象，驯鹿被圈养，传统狩猎被禁止，年轻人酗酒、犯罪，民族文化逐渐消亡。小说通过“我”拒绝住进砖房、坚持与驯鹿为伴的选择，表达了对原始生态的眷恋。例如，“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这句话成为鄂温克人精神家园的象征。
作者迟子建用文字做导游，她书中驯鹿和苔藓的分布藏着季节的密语，河流流向里有祖先迁徙的坐标，甚至雨滴敲打桦树皮的声响，都跳跃着文明传承的特殊音节。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书写，激起了我走入大兴安岭的冲动。去年秋天，我带着对驯鹿的想象踏上了东北大地，在位于大兴安岭漠河市的北极村，终于见到了那些在文字中漫步的生灵。它们被圈养在木栅栏内，体格硕大如牛犊，性情粗似野鹿，眼睛里荡漾着乌黑的光亮，少了书中描写的“在晨雾中甩动粗糙茸角时的野性光芒”。当我捧着苔藓的手递到栅栏上方时，它们争抢着跑过来吞食，那一刻它们显得很温顺，仿佛久违了的故人。也是在那一刹那，那些在书页间的鲜活的鄂温克文化，突然以文字与现实交叠的影像出现在我的眼前，如同树林里一道一道投射过来的夕阳的光束，如真似幻，扑朔迷离。迟子建笔端无数次出现的驯鹿，一个神秘民族的鲜明象征，此刻正以被豢养的姿态活跃于现代文明的边缘，供游客去打卡，它们身上野性的气质已经消失殆尽，仅有的群落或许只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而刻意留存。还有那书中人物生死寄居、冷暖相依的“希楞柱”，在现实中不过是几根松木和兽皮茅草搭起的尖顶帐篷。我忽然懂得：真正的文旅阅读，从来不是单向的景观消费，书里的故事能给风景插上翅膀，而真实的风景又能让文字变得丰满。
我们的南佐遗址和东北的鄂温克族看似没有什么关联，却藏着惊人的文化共鸣。南佐遗址是5000年前仰韶文化的“老祖宗”，光核心区就有30万平方米，比三个故宫还大，最厉害的是这里的宫殿，居然玩起了“对称美学”——中间是720平方米的主殿，四周还有九座夯土高台，像极了古代版的“九宫格”，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考古队还挖出了2720粒碳化稻谷，原来5000年前的黄土高原，竟然能种水稻！这就好比在沙漠里发现了热带雨林，完全颠覆想象。想想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鄂温克人用驯鹿骨头占卜天气，南佐先民也在红墙上画几何纹理，其实都是古人在和大自然“对话”。鄂温克人用桦树皮缝衣服，南佐人用白灰刷墙，虽然材料不同，但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一样的。这种跨越时空的默契，就像一场无声的对话，让我在书里和遗址间来回穿越，突然就懂了什么叫“文明的传承”。
此刻，站在南佐遗址的夯土台基前，五千年前的陶片残纹与迟子建笔下的驯鹿图腾在时空里悄然共振。这座地处陇东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聚落，虽与大兴安岭的森林部落相隔数千里，却同样在泥土与草木的肌理中，镌刻着人类与自然对话的密码。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呼应，正是“书香文旅悦读同行”的迷人之处。南佐遗址的考古发掘者说，这里的每块陶片都是文明的碎片，需要用想象与考据拼贴成完整的图景。而迟子建的创作，恰恰是对这种拼贴的文学化演绎：她用鄂温克人的口传故事填补历史的留白，以文艺探寻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文本走进遗址，会发现考古地层中的柱洞与书中的希楞柱地基同样承载着家园的重量，史前壁画上的兽面花纹与驯鹿身上的鬃毛花纹同样凝结着信仰的密码。这种“阅读+行走”的双重观照，让静态的文物遗址成为可触摸的文明叙事，让平面的文字符号生长出立体的文化年轮。
站在南佐遗址远眺，陇东的沟壑间春草正在返青，各种鲜花正在悄然绽放，这让我想起《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那个关于“春天从哪个方向来”的古老追问。或许，文明的春天从来都在文字与土地的彼此唤醒中萌发。当我们在书中读到鄂温克人对森林的敬畏，便会在南佐遗址的谷物窖穴前懂得先民的谦卑；当我们在遗址看到原始部落的聚居智慧，便会在迟子建的文字里更懂“与自然共生”的深意。这种跨越时空、跨越地域的精神对话，正是“书香文旅”最动人的模样。或许下次来南佐，你可以带本《额尔古纳河右岸》，坐在大塬厚土上随意读一读。当看到书里的希楞柱，想想眼前的宫殿基址；读到驯鹿迁徙，想想先民如何引来水稻种子，遗址陡然有了温度，文字立时有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