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科

回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史，党的核心作用打下的烙印是非常深刻的，在政治引领、军队战事、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力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基层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国民党反革命“围剿”，以及来自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路线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曲折，最终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一

1927年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国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持续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是月，陕西共产党人面对中国革命面临的严重危机，组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中共陕西省委派李子洲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8月12日，党中央负责同志听取李子洲关于西北工作汇报后，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示中共陕西省委要在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形成反抗冯玉祥势力，用各种方法发动和武装农民。

中共陕西省委落实中共中央指示，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区域选定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陕甘边。在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自1932年1月20日起到1934年2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共计印发文件25份，累计字数约为64300字。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力量是根据地巩固发展的坚强可靠保证。因此，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事业进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问题发生轻重的实际状况，紧紧依靠中央、及时如实向中共中央汇报，以求加强领导、及时解决问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中共中央十分关怀，曾多次发文作出指导。第一次是1932年4月20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列出八个方面的策略，对根据地建设作出战略部署。类似这样的发文指导总共有5次，行文字数约11700字，给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绘出了“路线图”、送来了“指南针”。

同时，党中央经常派出党员干部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担任党组织、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指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培养选拔党员干部，并推选他们到党中央的培训基地学习军事战术、建政等工作方法，以有效领导革命实践。

二

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导关怀，极大地鼓舞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扎实抓好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他们发展党组织，领导军民坚定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路线，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兵运，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靖远兵暴、西华池兵变、蒿店兵变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总结经验认为：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小70多次兵变，均以失败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于是，他们改变革命方略，于1932年3月22日由谢子长、李杰夫等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到正宁县寺村塬，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唐贵荣任副主席。

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敌人仇视，扬言血洗而后快。早在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志丹，深刻认识到形势的极端严重性，面对国民党调动数旅兵力，向成立不到3个月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发起的反革命“围剿”，他在政治上表现出非凡的斗争坚定性。为了正义、信仰和保卫根据地，刘志丹置生死于度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力挽狂澜。他召开会议，讨论游击队行动方针，分析敌军井岳秀部八十六师的一个团兵力分散，且距其指挥中心较远，增援困难，为薄弱部位，同时这一地区又是山地，便于红军机动。因此他建议部队应北进作战。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接受了刘志丹的建议，决定出击宜君、中部（今黄陵）、洛川地区。5月15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刘志丹、李杰夫的指挥下夜袭马栏，全歼守敌五一一团两个连，缴枪200余支，首战告捷。17日，红军沿马栏河经转角向宜君前进，首歼凤凰山守敌两个连，再歼焦坪镇、五里镇两个民团，一日三捷。五里镇战斗结束后，部队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红、筹款。当地贫苦群众革命热情极高，纷纷报名参军，部队迅速扩大到1500余人，装备也得到改善。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五里镇稍事休整后，继续北进。5月22日，开始向南迂回，进入白水县，歼灭尧科镇民团。继而北赴宜君，再歼宜君民团。然后沿咸（阳）榆（林）公路西侧山地疾驰北进。23日袭占中部县隆坊镇，全歼守镇民团。红军在这里停留数日，一边休整部队一边做群众工作。

这时，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特务团进入宜君，与八十六师五一一团会合，两敌于25日进抵中部，沿洛河两岸向北搜索前进。27日，红军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富县吉子岘。此时，陕军警卫团已尾随而至，其便衣队已先机埋伏于庄内。正当红军忙于设营之际，敌先头部队与庄内便衣突然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奋起反击，首战将庄内之敌驱逐，随即布阵拒敌。

1932年5月30日，红军陕甘游击队进至洛川、富县、宜川3县之交的牛武镇。这时，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陈卓武部1个营由宜川县城西进至英旺镇，企图阻拦红军东进。刘志丹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予以全歼。31日凌晨，部队从驻地出发，强行军奔袭英旺，上午8时与敌接战，出敌不备，一举将其全歼。

1932年12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今旬邑县转角镇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将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肩负起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任。接着，王世泰、刘志丹等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南下开辟以陕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经过5个月的奋斗，革命事业得到蓬勃发展。

三

经过革命战争的艰苦锻炼，在陕甘边红军中成长起一批优秀党员干部，为党的组织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正式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特委委员先后有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张秀山。成立后的特委是边区军民的主心骨、核心力，坚强领导边区军民大力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动群众支援红军。至4月底，革命根据地扩大至东西相距50余里、南北相距80余里的区域。

为了改变危局，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人秦武山、习仲勋等在耀县陈家坡主持召开党政军群联席会议，纠正了在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整合力量，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以及各路游击队，同敌军展开浴血奋战。

为了摆脱强敌逼迫，利于根据地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一致认为，党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努力贡献核心力量，坚强领导广大军民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工农革命力量。特委指出，临时中央的领导者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法，对边区危害极大，但要毫不松懈地坚持斗争，从实际出发，切实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工作有所改进，在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原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实事求是地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边区革命正确道路而努力奋斗。

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蒿咀铺乡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王泰吉等党政军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指导，在认真总结寺村塬、照金根据地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主力红军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三项决策：（一）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把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归队的百余人与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把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兵配合作战的需要。（二）在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三）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大根据地建设。第一路游击区以先前派出的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为基础逐步扩大，强世卿担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活动地区以安定县为中心，向周围发展，达到与南梁根据地相连接的目的；第二路游击区以庆阳、合水、保安的3支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杨琪任总指挥，开始没有任命政委，活动地区以南梁为中心，任务是建立南梁根据地；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总指挥先后为张明吾、王安民、陈国栋，政委张仲良，活动地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向南北发展，开辟和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三项重大决策，其核心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将陕甘边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陇东南梁地区。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刘志丹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认识到，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必须在广大区域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成功。为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建立陕北、关中、陇东三路游击区的战略方针，这样既能保证南梁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游击区的武装斗争在互相支援中发展壮大，从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目的，为后来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多区域战略布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后来赞扬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这很高明。

四

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略，是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自觉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重大问题的结果，它为陕甘边区后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指明了光明前景，是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为了实现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的奋斗目标，1933年11月8日，刘志丹、王泰吉在合水莲花寺主持进行部队整编，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接着，他们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等分兵进行一系列英勇战斗，扫除、消灭了盘踞在陕甘边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封建地主武装。至1934年2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经过4个月的探索性发展，已经扩展到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

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领导下，1934年2月25日恢复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它的恢复建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余人，有工人、农民、赤卫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等各界代表。代表们认真商讨了一系列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大问题，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此后，华池、庆北、合水、新正、新宁、永红等县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实际出发，习仲勋等人制定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统一战线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根据地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至此，如芒在背、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于1935年春，急调4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又一次发动“围剿”。这时候，边区苏维埃区域的红军主力部队不到4000人。

“千里雷声万里闪，核心力扛陕甘边。唤起民众灭敌顽，红区扩至三十县……”这是赞扬陕甘边党组织领导军民建成达30个县规模的红军游击区的一首民歌。1935年2月5日，信念坚定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陕北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志丹主持，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工委书记，刘志丹为军委主席，习仲勋任工委委员，统一了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指挥，充分凝聚起了党的核心力量和军民团结力量。2月18日，刘志丹发布了粉碎敌人新的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动员令》，号召红军、工农群众积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投入战斗。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第二路游击区各个游击队、赤卫军用疑兵之计，迷惑打击敌人。他们在华池县老爷岭的山头搭起许多毛毡帐篷，在密林中插起了许多红旗。白天游击队高举红旗到处游击；夜晚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小股部队到敌军附近不断骚扰，造成主力红军在老爷岭一带据险抵抗的假象，迫使敌军在老爷岭以西地区滞留1个多月，胜利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部队的战略任务。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团结一心，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的“围剿”。至7月底，刘志丹等率领西北红军接连解放6座县城，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游击区扩大至30多个县，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嗣后，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9月9日到达陕甘苏区辖内的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见到了前来迎接的习仲勋等人。习仲勋立即将这一喜讯报告给中共西北工委。1935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整编成的陕甘支队进入陕甘苏区的镇原县孟庄村，接着于19日行军经镇原县、环县，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至此，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各股人民子弟兵会合到一起，力量更加壮大了。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以及边区党政军群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的正确领导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1935年2月后成为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革命根据地。总结其奋斗历程我们可以看出，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在以南梁为中心的斗争时期，工作成绩最大，形成了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南梁精神，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