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东区的开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过程中一个划时代举措，为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机关东迁创造了条件，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壮大和发展，直接打击和威胁着国民党在陕甘边、陕北地区的统治。因此，国民党采取各种方式不间断地进行“围剿”，而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也正是在这种反复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1935年春，蒋介石调集陕、甘、宁、豫、晋五省军阀及其嫡系部队，共计五六万兵力，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按照红军作战部署，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向东挺进，迎击由甘泉等地向根据地进犯之敌。3月初红军回师南梁后，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向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汇报，认为红军所到的甘泉、宜川等地地理位置优越、群众革命热情高昂，请求特委派得力干部去开辟东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经刘志丹和习仲勋建议，特委决定派马文瑞承担开辟新区的艰巨任务。
1935年3月，马文瑞率领武装工作队进入到陕甘边东地区，在甘泉、宜川和洛川北部的农民群众中开展艰苦细致的串联、宣传和组织工作，很快就组织起了农会，建立了赤卫军、游击队，捣毁了国民党的保甲组织，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粮赋、税捐、地租和债务。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基础，根据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的决定，3月28日在宜川临镇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书记的中共陕甘边东区工委。6月间，成立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马文瑞被民主选举为主席。东区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积极致力于基层红色政权建设，先后创建了赤川（宜川）、红泉（甘泉）两县苏区。为了使新开辟的苏区区别于国民党统治区，突出红色政权的性质，由马文瑞提议，东区革命委员会通过，把新成立的两个县的名称，冠以“红”或“赤”的字眼。
陕甘边东地区的开辟在陕甘边乃至陕甘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一是巩固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甘边东地区的甘泉、宜川及洛川一带，当时有近10万人，也较富足。陕甘边东地区开辟后，在“北起延长，南达韩城，东抵黄河，西接南梁中心根据地的方圆百余公里范围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把陕甘边根据地扩大了4000多平方公里”，这对壮大革命力量，筹集经费和物资，解决根据地和部队给养困难，巩固陕甘边根据地意义非凡，而陕甘边根据地的扩大，使红军出征有了更强有力的后方依托。二是为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东迁打下牢靠基础。在国民党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军事“围剿”中，其兵力部署和进攻的重点是南梁中心区，国民党三十五师马鸿宾部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南梁。而正是陕甘边东地区的初创，扩大了陕甘边根据地战略回旋余地，使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于4月上旬在南梁寨子湾联席会议上，“决定按照西北工委的统一部署，暂时放弃南梁，向东区转移”。4月下旬，陕甘边党政军机关进驻洛河川，直接领导东区的开辟，并继续致力于整个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三是为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在南梁中心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骑兵团和地方武装吸引敌军主力，牵制了国民党十多个团的兵力；在陕甘边南区，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地方游击队、赤卫军出击敌后，与南梁中心区红军配合，夹击顽敌；而在反“围剿”期间在敌人后方开辟的陕甘边东区，则“彻底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阵脚”。同时在陕北根据地，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协同陕北红二十七军作战。由于各个战略区的密切配合，使反“围剿”斗争取得全面胜利。四是成为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连通的桥梁。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是两块根据地一贯的主张，到1934年夏秋，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时，陕甘边游击战争推进到洛河川，陕北游击战争发展到延河流域，两区相距不足百里。而随之开创的陕甘边东地区，正是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之间的桥梁，“客观上起到了连通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前奏”。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协同作战，挫败了蒋介石采用的对付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时的堡垒战术，攻克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最终形成“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
马文瑞在开辟陕甘边东地区过程中，非常注重做群众工作，因而在群众中威望极高。当时为巩固陕甘边东地区革命政权，马文瑞集中力量领导土地革命运动，在较短的时间内，他几乎跑遍了宜川、甘泉两个县的每一个村庄，在山场、村庄和炕头交了许多农民朋友，群众都敬重地叫他“马主席”。然而，正当陕甘边东地区革命蓬勃发展之时，陕甘根据地错误肃反开始，马文瑞与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各部部长、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才等在陕甘边东地区临镇被一同逮捕押送瓦窑堡。1935年10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及时制止和纠正了错误肃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获释。
马文瑞获释七八天后，接到周恩来找他谈话的通知。于是在瓦窑堡水沟坪的石窑里，马文瑞见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周副主席热情地拉着马文瑞的手说：“我听说了，你们在陕北搞武装，创造苏区很有贡献，做了很多艰苦工作，这些情况中央都了解。”然后又认真地说：“现在‘肃反’问题解决了，过去的事情结束了，要顾全大局，向前看，你休息休息，就准备参加工作。”
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对陕北、陕甘的行政区划及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具体以下寺湾为界，其北为陕北省，其南为陕甘省。原陕甘边根据地东地区划归陕甘省，其人口占陕甘省的大多数，所以东地区的稳定直接影响陕甘省的稳定。由于肃反时陕甘边东地区群众，在临镇亲眼看到他们的领导人被抓走，所以人心不稳，许多老百姓外逃。直到肃反问题解决后，陕甘边东地区群众对新去的干部仍不信任。当陕甘省委向群众宣布马文瑞被放出来了时，群众还是没有打消顾虑，他们一定要亲眼见一见马主席才能心里踏实。
由于群众“思想情绪仍然很不稳定，陕甘省委工作很不好搞”。为此，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专门来向中央汇报，认为马文瑞在陕甘边东地区群众中威信很高，提出要他到东地区去安民。于是，周恩来又一次找马文瑞谈话，见面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马文瑞说：“文瑞同志，你辛苦一趟吧！你去了，见了群众随便拉一拉话，让群众看一看你这个‘马主席’还平平安安，人家也就放心了，好吧？”马文瑞向周副主席表示：“一定努力完成好任务！”
于是马文瑞奉周副主席之命，在西北局保卫局长周兴派的刘子义陪同下，回到临镇、宜川一带安定民心。当东地区群众看到马主席又来到他们身边时，都热情极了，有的送鞋袜，有的送吃喝，有的还拉着马文瑞的手泪流满面，问这问那。当时的感人情景使同行的刘子义很感叹：马主席在群众中竟有这样高的威信！马文瑞则不失时机地向群众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挽救了陕北、陕甘。经过马文瑞等人的反复宣传和做工作，很快安抚了当地的群众，消除了他们的恐慌情绪；一些离散的游击队又组织起来，农村党、团、群众组织重新活跃起来，东地区人民又情绪高涨地投入到支援红军和抗日救国的斗争中。马文瑞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一直是活动在群众之中的，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体会到群众对自己的爱护如此真挚和深切！他深受感动，更深刻地体会到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红色政权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南梁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