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柱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人民，历经艰难曲折而逐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根据地。大致经历了建立陕甘边革命武装、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创建、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几个历史阶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自成立初始，虽几经风雨，但从未丧失，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存在，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合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指挥抗战，领导全国革命和部署解放全中国的中心，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理论价值上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地区具体实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地区的创造性运用和具体实践，是人民政权建设的积极尝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陕甘边区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远离党中央乃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觉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带领广大军民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路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妥善地解决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1943年，《解放日报》曾刊文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到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深刻阐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是对陕甘边革命斗争经验的全面总结和高度评价。
从军事影响上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数次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捍卫了革命成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及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强烈恐慌。1934年5月，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以1万多人的兵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率领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主力，在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的配合下，纵横驰骋于陕甘边广大地区，连战连捷，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总计歼敌3000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精心组织的军事“围剿”。国民党第一次军事“围剿”被粉碎后，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逐步呈现连片统一趋势。国民党当局对此深感不安，在集中兵力“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同时，1935年初，蒋介石急调陕、甘、宁、豫、晋5省军阀，共4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色武装，摧毁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统一领导下，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及数十支地方武装，坚持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斗争，牵制西线、南线和西南线三面敌军的行动。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陕北红二十七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横扫西北战场敌军，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解放了定边、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使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国民党又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这次“围剿”规模更大，蒋介石先后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部队，兵力达到15万人。为了统一指挥这次“围剿”，国民党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西北军委前敌指挥部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利用敌军矛盾，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战定仙墕，歼敌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980余支，打垮了东线敌军的攻势，东线战场形势得到扭转。再战劳山，毙伤国民党军第110师1000余人，俘虏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10月，又在榆林桥全歼国民党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和六二〇团一个营，使蒋介石企图在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之前剿灭西北红军的美梦化为泡影，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红色革命根据地。
从保障贡献上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陕甘边苏区动员一切力量扩红支前、筹粮筹款，投入革命战争。1934年冬至1936年春，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到处是父母送儿当红军、妻子送郎当红军的动人情景。仅从1932年到1936年，华池、新正两县就有944人参加红军。许多贫苦农民自愿参加游击队、赤卫队，使革命武装力量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和发展。当时，陕甘边区70%青壮年都加入了红军，60%妇女加入妇女代表会，儿童和少年则全部加入了儿童团和少先队，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陕甘边区努力实行增产节约，筹集了大量粮食及其他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保证了红军的后勤供给。据史料记载，1937年春节之际，宁县四乡民众为驻地红军捐献粮食数千石。新庄东门石怀甫家，一次为援西军捐粮60石。1937年，镇原屯字群众为驻地红军筹粮3000余石，闫孟村的孟耀祖捐献小麦500多石。1936年11月山城堡战役期间，环县慰问红军作战部队粮食2000多石，羊200多只，银圆300元。
从政治影响上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具有“两点一存”的重要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南方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武装斗争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然而，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全国的革命根据地除陕甘边根据地外，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被迫先后撤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在南方革命根据地先后丧失之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却呈现燎原之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运用于本地的革命实践，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并在此基础上巩固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
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没有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党中央和长征的红军，就下不了地，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王首道指出：“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归宿，是中国共产党指挥抗战，领导全国革命和部署解放全中国的中心。” 在中国革命史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功不可没，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