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春玲

最近,因为工作关系，第一次体验了一下银百高速环县段，短短四年，环县快速跨入“两高”时代，心里颇多感慨。

路，是脚下的路，也是心里的路。人这一辈子走过的路，也是一个人成长、成熟的过程。

今天突然想从记忆的碎片中梳理我前半生的二分之一时光（上大学之前的日子）。

小时候，我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虽是老小，却没有享受过“大孙子岁娃”的万般宠爱，儿时模糊的记忆中，我是母亲在农业社干农活时的“跟屁虫”，并不是因为我过于粘人，而是家里没人带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我们队有一户人家是下乡插队来的，在那个全民只能吃玉米面、高粱面填饱肚子的岁月，好像只有他们家能吃上三掺面馍馍，也好像只有我能理所当然地偶尔蹭吃到他们家的黑面馍馍，至少是正儿八经的麦面。

由于经常和队里人一起上下工，小小的我，皮肤晒得黝黑黝黑，以至于都上小学了，父亲还经常拿我“开涮”，问我是谁生的，我都不敢说是我妈生的，因为家里没有像我那么黑的人。

因此，儿时的路，或许是家到农业社地里的路……

我们那个年代，农村没有幼儿园，入学就是小学，我的学校叫马连滩小学，离家很近，大约不到2里地。每天听着预备铃声，穿着浑身打补丁的衣服，如果是冬天，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小火炉，只能放拳头那么大一块儿碳的小火炉，撒了欢儿地跑着去上学，也能赶上上课。印象最深的是我的两位语文老师和一位数学老师。现在想想，语文老师真有古代私塾老先生的范儿，粉笔字儿写得好，课教得好。一位已去世多年，一位现在身体还算硬朗，依然笔耕不辍！数学老师是天津人，应该算是当年上山下乡的那批知青吧，一直到退休后才回到天津。数字老师一直对我很好，因此我和老师的女儿也成了最好的朋友。老师对我的照顾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记得上大学第一年，每个学生每月要给食堂交粮票，具体是十几斤还是二十几斤我记不大清了，但当时家里没有多余的粮票，前几个月都是数学老师给我的。那个时候不懂得该怎么表达对老师的感激，甚至连感谢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直到前两年老师去世，我也没见上最后一面，成了我一生的遗憾。欣慰的一点是，我和老师的女儿，虽远隔千里，却时常联系，亦像亲人。

因此，小学时的路，或许是家到学校的路，也许是因为幸运，遇上优秀的老师，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还收获了纯真的友情……

上了中学，在环县三中读完初中，在县城一中读完高中，这六年，可谓酸甜苦辣。先说说初中三年，比起住校生，我还算好，离家近一些，每天能骑着自行车上下学。那个时候对音乐格外痴迷，每天放学回到家帮姐姐做饭，我必是拉着风箱唱着歌。后来毫无悬念地加入了学校合唱团。当然，加入合唱团也没有影响我的文化课成绩全年级第一。

高中三年，算是我学生时代最难忘的三年。先说说艰苦吧。那个时候，有一部分男生宿舍还是窑洞，女生宿舍稍好一点，都是砖瓦房，两层的通铺，每层差不多七八个到十个人左右吧。那个时候，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夏天还好过一点，到了冬天，恨不得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套上。家里情况稍好一点的，棉袄外面再套一件大棉袄。晚上冷得不敢脱衣服进被窝，早晨上操铃一响，感觉才刚刚把被窝暖热，死活都不想起床。班主任用擦得锃亮的皮靴子狠狠地将我们的宿舍门踹上两脚，并透过门缝甩进来一句话：今天早晨都不要上课，全部罚站。后来我们相继参加工作，一次和班主任老师聊起这段儿往事，反倒成了美好的回忆了。

高中三年，周末回家也是让我很头疼的事。学校离家不算远，不到30公里。可那个时候好像班车不多，很多时候都要坐大卡车。身手敏捷的同学三下两下就爬上那高高的卡车箱体，占据了有利位置。而像我这种自幼不善攀爬的人来说，还得靠人拉一下，连滚带爬地坐上车。到家门口，喊上半天，司机也装作听不见，丝毫没有减速停车的迹象，往往是就近有同学下车，我就赶紧跟着下车，然后背着书包兼干粮袋袋走路回家。

高中三年，父亲在离县城不远的一家砖厂当会计，经常从家里拿来面，每隔一两周，让大灶的师傅给我烙一些馍，那师傅烙的馍真是好吃。我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了烙得酥酥脆脆的馍，到现在都改不了。

高中三年，或许就是家到县城的路，或许就是我未来的路……

如今，因为一条即将开通的高速路，我感触颇多。“两高”时代到来了，父亲却永远看不到，感受不到了。如果高铁提前几十年开通，父亲也会坐着高铁送我上大学。如果高速能早开通几年，我也一定会开车带着父亲逛一回西安城。只是，永远没有如果……

路，永远在自己脚下，每一步都算数，对的错的，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但别忘了来时的路，那条路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年少，我们的纯真无邪，我们的喜怒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