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绚隆

齐金玺老师来周家咀小学当校长，是在我三年级的时候。这是位于董志塬上的一所乡村小学，全校只有五六个老师和不到一百个学生。学校里的老师只有齐老师和另一个是公派的，其余都是来自附近三个生产队的民办教师。

我们原来的校长叫朱光祖，个头矮小，白白胖胖，总是笑眯眯的样子，给人的感觉很灵活。齐老师个子稍高，走路喜欢背着手，有点轻度驼背，脸长，有较深的纹路，戴一副塑料框的近视眼镜。他眉毛很重，眼睛亮而有神，比较威严，学生们都挺怕。我那会儿童騃无知，每日嬉闹，不幸撞在他手里，挨过几次罚，更是知道了他的厉害。

那时候的农村极度贫困，学校里条件非常简陋。就拿两座露天旱厕来说，除了四壁的围墙外，里边只是一片平地，毫无遮拦。遇到雨天，几乎无处下脚。齐老师来了，才组织同学在里边修了蹲坑，改变了过去尿水横流的肮脏状况。为了把师生分开，他又亲自动手，买砖脱坯，在学校东墙边建了两座较小的教师厕所。

当年乡村办学，经费相当紧张，老师们用的粉笔都是数着根儿分发的。即使这样，学校还是找人把所有教室的门窗重新油漆一新。齐老师又想办法搞来一车生石灰，带着同学们在地上挖坑储水，进行熟化，配上早先沤好的纸筋，把校门两侧的墙面粉白，用红色油漆书写了“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八个宋体大字，并在门头上方用楷体字题写了校名。这些努力，让我们那所本不起眼的学校，立马和周边的农舍有了区别。

齐老师是校长，平时主要教五年级语文，并不给我们班带课。记得四年级下学期的时候，他突然提出每天放学后，要给我们班补一节数学课。同学们闻讯个个唉声叹气，虽不乐意也不敢反对。那时候农村几乎常年停电，冬天黑得又早，我们只好每人桌上放一盏煤油灯，强忍着辘辘饥肠，听他把数学老师已经教过的内容，换着法儿再讲一遍，心中不住地叫苦。有些问题，我们过去囫囵吞枣，确实没有搞明白，他就用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反复解释，并把课本上的习题，改变了形式让我们练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对于两列火车相向而行这类题，有的同学老想不明白，他考虑到我们没见过火车，就干脆改成两拨人分组吃馒头，虽然设定的游戏和规则变了，但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后来我想，他大概是检查了我们班的作业，对数学成绩不满意，才决定这样做的，这说明他对全校的教学质量是很关心的。

到了五年级，我们班原先的二十几个同学，经过几年来一路辍学掉队，只剩下了十一二个。齐老师成了班主任，负责教我们语文。第一堂课下来，我们都有些跟不上趟，很不适应。过去的语文课，老师一上来都是先教生字，然后领读课文，再按照教学参考书上的提示，讲解段落大意，总结主题思想。老师在台上读教案，学生在下面做记录。但齐老师上课不是这样。他先把生字讲解完，就给大家几分钟时间，让把课文默读一遍。等到同学们都抬起了头，又问大家有没有不理解的地方。待所有的障碍都解决了，就再给几分钟，让大家一边看一边考虑，看这篇课文能分几个大段落，并试着概括每段的核心意思。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就问：“谁想好了，先说说？”话音未落，一个留级的女生唰地站了起来，说出了她的想法。我们没见过这阵势，有些紧张，也有些好奇，没人肯再动。他接着又问：“还有谁？说错了不要紧。”然后就用目光来回扫视大家，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鼓励。新升上来的同学，终于有人扭捏着站了起来。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谁只要有一处划分正确了，马上能得到他的表扬，错了就让坐下来继续看。等到我们全部都划分正确了，概括得也基本到位，他才开始点评，说明为什么这样划分对，那样概括不准确。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刚讲完，他就说：“这个分法和教参上的一致，是对的。但我认为这篇课文还有一种划分方法，大家换个角度再考虑一下。”结果那一次被我蒙对了，得到了一顿表扬，心里美了好几天。

语文课的另一项内容是作文，这是我们最头疼的事情。记得当时最常用的套路是，开头先简单地讲个小事，接下来一大段便用“今后，我一定要”开头，表一通决心结束。行文中还时不时堆砌一些课文中学到的语句和词汇，比如“天边露出了鱼肚白”云云，其实我们压根儿就很少见到鱼。第一次把作文本交上去，没想到全被打回来了。齐老师抱着一摞作文本往讲桌上一摔，怒冲冲地说：“全部重写，写不好不要回家吃饭！”他要求我们改用自己的话来写，还不准带后边的尾巴，用他的话说：“我一定要把你们这个喊口号、表决心的作文毛病给治好了。”眼看放学的时间到了，大家本以为当天能顺利过关，结果兜头一盆凉水，全都变成了霜打的茄子。齐老师让我们先起草稿给他看，等通过了，才能抄录到作文本上。

放学后的校园里非常安静，我们个个趴在书桌上搜肠刮肚，苦思冥想。当时农村学校的公派教师数量很少，而且离家都比较远。齐老师一个人住在学校，一天两顿饭得自己做。我们把草稿写好，拿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和面，看到我们在小厨房门口探头，就停下手中的活，擎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拳头钻出厨房，斜着身子一边看我们的草稿，一边提修改意见。草稿若能通过，心中自是如蒙大赦；如被否定，则垂头丧气，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最后，等所有人都过关了，这次作文课才算结束。后来我想，在老师的心目中，所谓通过的标准，肯定是因人而异的，他不过是想让每个人都有所提高。

前些年，妻子在一家语文教育类杂志社任编辑，有时候回家，介绍一些语文教学教法的新理念、新名词，我听了基本不予置评。因为我认为，教育是一门需要用心去投入的工作，从业者要有责任心、爱心和耐心，人是千差万别的，用一套标准化的模式去教育，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想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齐老师的影子。齐老师曾对我父亲说，他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琢磨小孩子，有时候还会到一些学生家去听墙根，听听这家的父母吵不吵架，平时给孩子说点啥。下午放学后，吃过晚饭闲来没事，他会选择一些家庭去走动一下，与家长聊聊天。记得有一次他到我家，正赶上我玩的时候从墙头上摔了下来，哭得很惨，那情形至今思之犹觉尴尬。

有一年学校放寒假，回家路上遇到一个在马集中学读书的同队男生，要看我的家长通知书，我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了他。他蹲在路边看了哈哈大笑，说：“老齐写的这是什么啊！”我明白他是笑齐老师给我写的那句评语：“该生热得快也冷得快。”这种话，他在点评我们的课堂表现时常说，我们早习惯了。他的意思是说我听课时进入状态快，但过后就不再用心了。现在想想，有几个老师会这样用心地研究自己的学生呢？

小学毕业那年，有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那时候的学校强调学军、学工、学农，农村的学校当然主要是学农了。筹建学校的时候，周边的三个队各出了一块地，供学校师生学农之用。学校平常会种点小麦、油料作物和蔬菜，劳动课上老师有时带我们去除草捉虫，收获的东西以往都给老师们分了。那一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了各类文艺活动，齐老师还指导我说了个相声。他和几个老师把上一年收获的麦子打成面粉，菜籽榨成油，在节日当天炸了很多麻花，中午放学的时候，在门口给每个同学发了两根。齐老师边发边说：“一起劳动了一场，每个人都尝尝。”那时候，中国刚从粮食困难中缓过神来，两根麻花在今天不值什么，但在当年还是颇让孩子们惊喜的。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对劳动收获的意义有了理解。

回首往事，记忆深处总有搜索不到的角落。齐老师平时虽然比较严厉，但对学生，很重视言传身教。有一年夏天，他进城买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回来就在宿舍门口捧着读。等到放学的时候，把同学全部集合起来，抑制不住兴奋地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说他查了这本字典，才发现过去把有的字读错了。他举的例子是“饮鸩止渴”的“鸩”，我就在那天下午记住了这个成语。

齐老师在周家咀小学工作多年，深受周围的人们尊重。我们周家的长辈们，对他更是礼敬有加。在他七十大寿的时候，我父亲代我们找他教过的一些学生，联名送了一面寿幛，隆重地表达了祝贺。

老人家一辈子在乡村教书，没有要求调往城里，也不追求繁华热闹，心境很淡泊。记得当年我们用水困难，早晨上学，常能看到齐老师去附近人家的井上挑水。他大约一周只能回一次家，多数靠步行，路上要走很长的时间。教书虽然是他的工作，但他真的爱这一行。他用心地教导学生们的言行举止，给孩子们传授知识，锻炼他们的理解力，都是出于对教育的热爱，并没有别的预期，因为对彼时彼地的我们来说，根本还谈不到未来。

他生活节俭，衣着朴素，在校园里经常穿一身补丁衣服，戴一顶蓝帽子。而且总也闲不住，没课的时候就在院子里找活干，累得满头大汗。他喜欢养花，自己动手在宿舍前的空地上挖了个圆形花池，一有时间就在那莳花弄草。

2008年夏天我回乡探亲，去看过他一次，他正带个小女孩在门口晒玉米。见我来了，一边往房子里让，一边解释说，孩子们不让他干活，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动一动对身体有好处。那一年，他已八十多了，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很健旺。

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先生已归道山多年，白首门生回忆少年往事，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仍觉暖意盈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