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拴锋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总指挥部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预定方针，立即南下，向渭北地区运动，准备进入三原、富平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执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陕甘游击队在职田镇阳坡头伏击来犯之敌，大获全胜后，游击队沿马栏河进入旬邑与淳化交界的土桥塬一线，击溃照金民团，后转战同官（今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地区，3月中旬，回师进入正宁县境内。当时，陕、甘两省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激烈的混战。2月20日，新编十三师师长陈珪璋在兰州被杀后，其陇东的残部变本加厉地向各地索粮派款，仅驻扎在正宁的残部百余人，就向四乡百姓索要款项达10万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宁南塬一带的农民自发组织起多支“民团”抗粮抗捐。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在多次催粮无果后，扬言要“血洗南塬”。看到正宁县出现高涨的革命形势，谢子长遂改变原定出击旬邑的计划，决定就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攻打正宁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
3月19日夜，陕甘游击队同张彦升、杜兴邦率领的寺村塬一带农民“民团”及群众，相约分兵两路，次日拂晓向山河城进攻。20日晨，因向导迷路，错失战机，使城中内应窦巡官等人被捕，战机错失，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战斗失利。
当晚，陕甘游击队撤退到正宁县西坡乡四疙瘩村，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制定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赴南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将自发组织的农民“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以配合红军的武装斗争；立即制定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拔除敌人的据点；在正宁南塬一带成立革命委员会，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移驻正宁县寺村塬，分驻寺村塬的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寺村塬又叫永和塬或南塬，是正宁南部一条东西走向的比较大的塬，由湫头塬、五顷塬等小塬组成。南接旬邑，东靠子午岭。陕甘游击队移驻寺村塬后，在苟仁村寺院召开会议，宣布将原来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随后又成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少年先锋队等组织。同时，陕甘游击队积极发动群众，立即投入建立革命根据地各项活动。谢子长、高岗、杨重远等和其他队员一起，走村串户，张贴标语，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主张，向群众宣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大意义。
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东至五顷塬，西至永和罗沟圈，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正宁县与旬邑交界地以内72个村庄的赤卫队、贫农团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湫头新庄子村岳王庙附近的麦场里集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李杰夫兼任主席，车家沟村农民张进元、西城村农民唐贵荣任副主席。
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党在陕甘边区的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和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它传播了革命思想，给人民带来了希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革命政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把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作为主要任务，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及其他财产，镇压恶霸豪绅。
3月31日，陕甘游击队与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巩世信等带领的约千余名手持土枪、农具的寺村塬赤卫军和农民在苟仁寺会合，决定军民联合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当晚，谢子长率部与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带领赤卫军从苟仁出发经苜蓿岭，翻越张家坪，上塬后到达路家崖腰、巩家畔、杨家畔一带，赤卫军在这里原地待命，游击队向山河城下迂回。谢子长带领一部分游击队攻打城东，阎红彦带一部分游击队攻打城西，骑兵埋伏在城周围的村子以作接应。战斗打响后，因山河城内守敌刘西坤、刘湘林的保安队及军阀陈珪璋余部，凭借坚固工事固守，攻城未克。4月1日，陕甘游击队改变计划，进驻距离山河城二十里的西坡坳，伺机再战，赤卫军撤回寺村塬。4月2日，国民党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驻宁县早胜镇的谢绍安（外号谢牛）旅的一个骑兵营前来增援，向陕甘游击队驻地西坡扑来。游击队当机立断，遂组织了一支奋勇队，由张应琪率领布设埋伏圈，进入战斗后，其他人员正面迎敌、且战且退、透敌深入。当游击队引敌进入伏击圈后，向国民党军杀了回马枪，在游击队和奋勇队合击下，猛烈冲杀，毙敌50余人，国民党军残部向山河城逃窜。游击队俘敌二三十人，缴获30余支枪。逃敌1个排逃至山河城墙东北的一个窑洞里，窑洞外面的游击队员向敌喊话令其投降，敌人向窑外扔出两支枪诈降，游击队员郝金标信以为真，从涝池边起来收枪，被敌人开枪打死，顽敌趁乱逃进城内。陕甘游击队员牺牲10余人。当天下午，陕甘游击队撤出阵地返回寺村塬，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未克。
4月13日，游击队接到旬邑地下党组织报告，国民党旬邑县城驻有陕军警卫团一个营部两个连及少数民团，防守不严。队党委决定奔袭旬邑县城。20日夜，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从寺村塬出发，拂晓与敌接战，出其不意，大获全胜，歼敌300余人，缴枪400余支，子弹2万余发，并处决了敌县长、警察局长、土豪劣绅数人。攻占旬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建队以来攻克的第一座县城，影响很大。一时红军声威大振，很快发展到近千人。在建队仅仅70天时间里，陕甘游击队依托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积极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选择游击战争的战略方向，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标志着党在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已经从徘徊中迈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
4月中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到游击队巡视，刘志丹随杜衡一起回到部队。杜衡以游击队攻打正宁县山河城失利为借口，对谢子长妄加了一大堆罪名，宣布撤销谢子长游击队总指挥一职，又将游击队分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三支队由刘志丹率领，到西兰公路沿线的乾县、永寿一带活动；五支队由阎红彦率领，到三原的武字区一带活动。谢子长被排挤出部队后，到甘肃靖远发动了著名的靖远起义。5月，第三、第五支队在旬邑县的清水原汇合，刘志丹接任总指挥兼第三支队队长，率领游击队继续转战在陕甘边区。
陕甘游击队的行动，受到“左”倾错误的极大干扰和破坏，四易总指挥，给发展壮大红军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造成很大的困难和损失。但是，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坚强领导下，陕甘游击队坚持顽强的斗争，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打下了牢固基础。
6月，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地区作战失利，部队转移到宁县一带休整。这时部队中一度产生失败情绪。6月底，陕甘游击队及队委会在宁县梁掌堡召开会议，决定转入正宁一带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在行动方针上确定以正宁为军事后方，以此为依托向两翼展开。
7月9日，高鹏飞（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在合水县西华池发动西华池起义，率170余名官兵加入陕甘游击队。至此，陕甘游击队充实到500余人，军威大振。7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在湫头、南邑一带休整。
7月23日，陕西省委常委李艮受陕西省委派遣，来到陕甘游击队任政委。他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已暴露出中共陕西省委“左”倾错误领导对陕甘游击队党委的严重不信任。李艮置敌情于不顾，在正宁县南邑连续召开六七天干部会议，批判所谓“机会主义领导”，指责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是“逃跑主义”“上山路线”“机会主义”，空谈创建新苏区和二十六军问题，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活动”，学习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的战术，限令20天内将五顷塬土地分配完毕，建立根据地。
五顷塬是正宁县寺村塬西端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500亩土地。刘志丹、阎红彦等当即提出在那里搞分地运动、建立根据地，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李艮根本不听取他们的正确意见。
就在李艮整天泡在会议之中批判“机会主义领导”之时，驻山河镇国民党军队晁团已乘机进占了寺村塬从南邑到永和沟圈的村庄要道，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后，李艮又命令游击队死守和拼命强攻，虽然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结果接连打了3次败仗。8月13日，李艮命令陕甘游击队强攻位于湫头镇的敌军据点王郎坡寨子。该寨子三面临沟，东面由一条窄崾岘和湫头塬畔相连，东寨门口有一座吊桥。王郎坡寨子是国民党军进攻根据地的战术要冲，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后，敌人将吊桥抽掉，居高临下用火力封锁了东寨门，红军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死打硬拼，围攻两天未能取胜，部队伤亡60余人，弹药消耗也很多，16日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塬一带待命。
此后，李艮又命令红军进驻五顷塬据守，提出“死守五顷塬，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的口号，要求红军以“阵地战”布阵待敌，但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部署，就遭到尾追之敌甘军鲁大昌部的猛攻，部队仓促应战，伤亡30余人，阵地被敌军突破，部队又退到三嘉塬地区。8月19日早晨，敌分兵三路，合击三嘉塬，红军奋力拼杀，巧借大雾突出重围。20日，部队转移到三嘉秦曲、狼牙坬一线。不料敌尾随而至，红军不得不继续转移到前马塬。21日，敌骑兵借大雾突入庄内，红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后分散突围。24日，陕甘游击队转移到旬邑县马栏镇，仅剩下200余人。李艮的错误指挥给陕甘游击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部队损失过半，寺村塬根据地陷落。
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实践，它传播了革命思想，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为后来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政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