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辉

1993年5月，甘肃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秉祥应邀到陕西省铜川市参加完耀县革命根据地建立60周年纪念活动，走便道经邻近的正宁县，回到故乡宁县九岘乡看望乡亲。那时，他已年近八旬。王秉祥老人参与了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有关重大事件的知情者，当时，我在地方党史部门工作、承担党史资料征集任务，深知挖掘庆阳党史资料，不能没有他的参与。故此，我怀着急迫的心情，找到王秉祥老人，与他交流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庆阳相关联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第一支队的创建、发展壮大以及如何成为主力部队的历程。

一、红军第一支队在成立初期，队员少枪缺弹，走过了一段曲折和悲痛的失败路程，她是在认真总结经验和汲取失败教训以及顽强斗争中成为主力部队的

1932年，刘志丹等同志在《中共中央1932年4月20日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提出：“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红军的社会成分应该是工农的，主要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要有坚决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者，要有最靠得住的，要有铁的纪律。”基于此方针，在新宁县三嘉塬细嘴子将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此以后，子午岭西麓的新正、新宁、合水县的山区逐渐发展成为游击区，在这一带，活跃着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部队伍——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第一支队。

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第一支队成立之初只有十几个队员，枪少，装备差，加上环境严酷，走过了一段艰苦的斗争历程。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经过了大大小小多次战斗，先后有3名队长牺牲，1名队长负重伤，许多优秀战士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1935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包围，并在局部地区开始“清剿”。一次，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第一支队一班班长樊登魁带着5名同志到盘克南仓村执行任务，与东北军骑兵遭遇，敌我力量悬殊，樊登魁与5名同志全部牺牲。

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第一支队队长张占荣调任县大队后，由樊登甲继任队长。1936年农历正月十五，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第一支队派李含章、张得功等3人深入敌人据点侦察，配合县独立营、红三团一连在宁县莲花池消灭东北军一个骑兵排，缴枪30多支、战马30多匹。同年3月，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第一支队又配合县独立营在宁县金村乡庙牙村同敌激战，郭鲁木、崔兆春、陈彦彪、马得清等10多位同志英勇牺牲。不久，樊登甲因患病离开了部队，由一名叫张占胜的战士照料，在金村庙塬王家大峁的贫苦农民刘峙志家养病。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樊登甲准备由王家大峁到木瓜塬，同游击到此地的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接洽。然而，张占胜早有了叛变投敌的想法，他在半路用木棍把樊登甲打昏，又打断了樊登甲的腿，抢了他身上的几块钱投敌去了。樊登甲当时并没有死，后来被王家大峁百姓发现救回，经过群众的精心照顾，死里逃生，成了残疾人。1936年6月间，第一支队到正宁三嘉塬阳坡头作战。宁县敌保安队庞明胜部乘虚连夜到木瓜塬偷袭县苏维埃政府，政府几名工作人员全部被俘，樊登甲也在其中。后来，县委书记杨伯伦同志乘敌不备脱逃，樊登甲因行动不便未能逃脱，被敌人杀害。

樊登甲因病离开部队后，由胡六同志任队长。在一次伏击敌人的战斗中，胡六同志脚部受重伤，又由王得胜同志担任第一支队队长，王得胜是正宁瓦沟圈人，没有改编之前就已经在这个部队了。

1936年春，蒋介石调集西北、河南的一些部队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抗击红军主力东征抗日，同时命令东北军重点进攻陕甘苏区。为了抵抗国民党的进攻，保卫陕甘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在原地开展游击战争，抗击、牵制和消灭进犯的敌人。第一支队在新宁县县委领导下，发展游击队，组建武工队，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击敌人，保卫革命根据地。

“清剿”一开始，敌人便向苏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他们采取“碉堡政策”，步步为营，逐塬推进，先占领了盘克塬，然后由北向南，依次占领了金村庙塬、九岘塬、杨家塬，新宁县苏区全部失陷。合水、新宁、新正三个县根据地与陕北的联系也被完全隔断，新宁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干部由县委书记杨伯伦同志带领转入游击活动。

那时，活动在这一带的基干武装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已经改编为红军第一独立营开赴陕北，留在当地的是第一支队、第二十支队（由县警卫队改编）和新建的第十八支队、第二十一支队，在合水、新宁县、新正三个县东部山区坚持斗争。敌人虽然表面上占领了全部苏区，其实他们仅仅盘踞在一些村镇、据点里，广大山区、农村仍控制在红军手里，敌人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牵制。红色苏维埃政权依然存在，并领导着当地的革命斗争。

可是，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环境越来越艰苦，革命队伍中一些不坚定的人动摇了，甚至叛变投敌。新宁县军事部长老谭同志在金村庙塬牙村与东北军的战斗中牺牲了，其工作由王德宽接任。王德宽慑于敌人的淫威，竟带着第二十一支队和第十八支队的一部分人叛变投敌。第十八支队剩下的一部分人又被支队长邹辅才带着投敌。与此同时，第二十支队在康家塬与庞明胜的保安大队作战，指导员王占义不幸英勇牺牲。此时，新宁县4个游击队只剩下了第一支队，而且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第一支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形势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斗争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

1936年4月间，为打通关中根据地和陕北的联系通道，红军南路军1个营由曹力如同志带领来到新宁县。主力红军战士来到子午岭山区，给艰苦奋战的第一支队干部和战士以及当地群众很大的鼓舞。第一支队积极配合南路军作战，第一仗是打驻九岘南嘴子的庞明胜保安队。根据预先商定的作战方案，南路军埋伏在九岘桥东面，第一支队埋伏在桥以西一个山坡上，等庞明胜的保安队到桥上时两面夹击。不料，庞明胜觉察了红军的意图，只派小部分兵力倚桥之险阻击南路军，切断了南路军与第一支队的联系，然后以大多数兵力主动向第一支队埋伏的山坡进攻。

战斗提前打响了。第一支队队长王得胜同志看到敌人扑了上来，就带领全体战士发起冲锋，想把敌人压到桥上，实现合击的意图。可是，南路军被阻不能过桥配合，导致第一支队孤军深入，陷入重围。王得胜同志见状立即指挥撤退，自己担任掩护任务。部队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且战且退，伤亡很大。王得胜同志为掩护同志们壮烈牺牲，一起牺牲的还有张金才等同志。

第一支队虽然遭受了挫折，但通过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队伍的士气越战越高，积极配合南路军奋勇作战。王得胜牺牲后，上级决定由一中队队长崔瑞山同志代理第一支队队长。部队连夜急行军，到合水县店子塬去攻打吕家寨。

吕家寨是大土豪吕连喜的寨子，不仅地势险要，还有武装把守。当夜，第一支队围了寨子，派人上前叫门，想骗开寨门，可是里面毫无反应。过了一阵又去叫门，哨兵一声不响地开了门。原来，吕连喜已经把国民党部队调进了寨内。第一支队一时搞不清情况，不敢贸然进去，就撤了下来。部队走了十几华里，就在野外宿营。拂晓时分，吕连喜调来的国民党正规军追了上来。战斗打响了。崔瑞山队长以为有南路军做后盾，立即指挥部队应战，一直打到天亮，才发现与南路军失去了联系，又成了以寡敌众的局面。崔瑞山组织部队撤退时，一班长薛德耀腰部被敌人机枪击中。他知道自己负了重伤，仍沉住气问身后的副班长小郭：“你看我哪里挂花了？”小郭一看， 惊呼道：“哎呀！你满身都是血！”话音未落，薛德耀已经倒下了。薛德耀是全队有名的战斗英雄，作战勇敢，在队员中威信很高，他的牺牲让大家都很悲愤。崔瑞山带着同志们边打边撤，终于摆脱了敌人。

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部队撤到了安吉寨，不料又遭到安吉寨敌人的截击。部队此时已筋疲力尽，很多人受了伤，很难再进行战斗，崔瑞山立即指挥部队向寨子南面沟里撤退。寨子里的敌人不断打冷枪，撤到半山坡上，崔瑞山不幸被敌人击中，英勇牺牲。崔瑞山是宁县金村庙塬崔家坬子人，曾被马鸿宾部抓去当过兵，以后参加了革命，他同敌人顽强战斗的精神，令人钦佩。

战后，第一支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应通过周到侦察，弄清敌情，该战斗时就战斗，该保存力量时就保存力量的思路。后来的战斗中，部队力行这一思路，收效良好。

二、红军第一支队执行关中特委和新宁县等县委保卫苏区等指示，英勇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千方百计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她是在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成为主力部队的

第一支队经过这两次艰苦战斗，伤亡较重，全支队仅剩下13人，樊登魁、樊登甲、王得胜、崔瑞山等同志为党、为革命英勇牺牲，让大家的心情很沉重。但是，指导员乔占才同志和第一支队的战士们并没有动摇，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只是由于那时所处环境险恶，对往后工作怎么搞，仗怎么打，一时没有了主意。

此时，新宁县境内除第一支队外，还有红军一支只有几个人的武工队，这其中就包括王秉祥同志。对这仅有的革命力量，敌人视为眼中钉，派了正规军和保安队，企图一口吞掉他们。

1936年5月的一天，县军事部长唐致祥同志来到武工队，一见面，他就对王秉祥说：“县委决定让你到第一支队担任队长。”王秉祥当即接受了任务离开武工队前往第一支队。那时，第一支队驻在金村庙塬黄柏掌。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指导员乔占才。对于乔占才，王秉祥早就听说过，一见果然是位精明能干、年轻有为的好同志。当时，第一支队很缺弹药，有的枪只有两三发子弹，有的枪一发也没有，全队只有从武工队带去的30发步枪子弹，还有县委发下的6双布鞋。

当时，关中特委给第一支队的任务是：打击敌人，保卫苏区，支持群众斗争，积极打通关中苏区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通路。根据任务和部队情况，第一支队决定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一方面积极捕捉战机，主动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打击地主阶级和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第一支队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弹药太少，尽管大家绞尽脑汁，还是一筹莫展。正着急时，碰巧有个叫宋柏芳的老乡跑了10多里路特地来报信，他说看见3个东北军士兵带着3支步枪进九里沟去了。王秉祥听后大喜，立即集合队伍，追上了那3个士兵。盘问之下，他们说正想把枪支弹药交给红军，换些路费回老家。第一支队按路程需要付了全部路费，打发了那3个东北军士兵，得到了3支步枪、7带子弹和十几个手榴弹。

随后，第一支队开始了新的征程。第一仗是打于村庙塬的地儿庄。地儿庄在新宁县东北的于村庙塬梢上。战前，红军进行了详细侦察，了解到由根据地到那里要走两个夜晚，便急行军1夜，在天亮前赶到了湘乐附近的张家沟。那里十分偏僻，仅有1户人家，还是我党发展的“老交通”。离他家2里多路，有1孔多年未住人的破窑洞，第一支队几十个人就挤在这个破窑里，里面又闷又热，窑璧上不时还往下掉土。接着，红军又找了一个当地的共产党员崔兆选同志去侦察情况。“老交通”一家人，有的在村边锄地放哨，有的以放牛为掩护给他们送饭。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支持保护下，红军安全地在这里休息了1整天。

天刚黑，前去侦察的崔兆选回来了，报告说情况没什么变化。于是，部队立即出发连夜行军，后半夜到达目的地，包围了地儿庄。那里的大地主叫苏生高，民愤很大。他家高围墙、大门楼、一长排窑洞，窑洞顶上还有1孔高窑，有暗道与各窑洞连通。这种高窑枪打不进、炸弹落不住，里面备着柴、米、水、草，一旦有事，各窑里的人就会从暗道爬梯子直登高窑，然后把梯子抽去，堵住通道口，就可以在高窑里死守。这家还有两支步枪，周围驻着联保队，听到枪声就会赶来增援。所以，这个庄院很难攻打。

第一支队包围这个庄院后，派了两个人去叫门，谁料地主非常狡猾，一听叫门，立即招呼人上了高窑，跟着开了枪，两方相持了半夜。地主家虽然只有两支枪，但居高临下，凭险固守，第一支队没别的武器，一时间难以攻破。

后来，第一支队的战士上到窑顶，看见有麦草垛，就用皮绳把点着火的麦草捆吊下去，对着高窑口熏，不一会儿，高窑里传出咳嗽、打喷嚏的声音，乱作一团。连着烧了10来捆麦草后，高窑里没了动静，连高窑门也烧着了。此时，周围枪声四起，保安队来了。但他们在黑暗中情况不明，喊得凶，走得慢，在村外遇上了红军打援的同志，枪一响，他们就趴下了，只一个劲儿放枪，不敢往前挪。

第一支队的战士很快上了高窑，只见地主家的人横七竖八地躺着，都已昏迷不醒。红军缴了两支步枪、几十发子弹，又把地主一家人抬到院子里，用凉水浇醒，在四周贴了些革命标语，然后在麦场上集合，准备向根据地转移。

这时已经天亮了，保安团突然猛扑过来。红军立即进行反击，把敌人赶入一条沟里。敌联保主任于陀源跪倒在半坡上要投降，红军一名叫雷占荣的班长冲下去收枪，不料于陀源突然把枪一斜，顺势就是一枪，子弹穿过雷占荣的胳膊和胸膛，但他不顾重伤，扑上去死死压住于陀源，把枪口顶在他脑门上，正要扣下扳机，指导员乔占才赶过来拦住说：“他已经是俘虏了。”

太阳刚出来时，战斗胜利结束了。这一仗，活捉了敌联保主任于陀源，还缴了一批枪支和子弹。大家把雷占荣扶上马，兴高采烈地回到了革命根据地。

地儿庄一仗，让第一支队士气大振。不久，第一支队又打了驻守在九岘桥敌保安队庞明胜部。

驻新宁县苏区一共有3个敌保安队：庞明胜部驻九岘北庄子，刘铁山部驻盘克塬；甘肃地方部队杨干丞的1个中队洪朝庆部驻金村庙塬牌楼村。其中，庞明胜最反动，实力也比较雄厚，曾两次抄了红军的县苏维埃政府，杀害了不少党员干部。

在南北走向的九岘深沟里筑有1座土桥，约百十米长，桥面狭窄只能容1人通过。庞明胜早就在桥西面的山坡上构筑了工事。不久前，庞明胜就是在这里与第一支队和南路军进行了激战，因而更加看重这个地方，他常对部下说：“桥是一个最险要的军事要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只要把桥死死占住，就可以控制九岘塬。”第一支队想狠狠打击庞明胜一下，一方面，打了他对其他两股敌人势必产生很大震动，可以改变新宁县的敌我形势；另一方面，可为在上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报仇。

有一天，第一支队从九龙川上山，快到九岘塬时，忽然有个放牛的老乡跑了过来，走近一看，是贫苦农民刘力学。他压低声音对红军说: “你们来得正好，庞明胜的保安队在西洼里。”王秉祥问有多少人，他说是庞明胜的1个分队长带着一些人跑到西洼糟蹋百姓，庞明胜在九岘南嘴子，离这儿一二里路。第一支队问明了情况，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在桥西边埋伏，狠狠教训一下庞明胜。于是，王秉祥先派一中队绕道翻过沟，从桥西山头摸上去，抢先占据敌人修筑的工事，并悄悄隐蔽下来。

太阳偏西，一切已准备妥当，西洼里的敌人还蒙在鼓里。这时，第一支队打出红旗，大张旗鼓地从桥东沟畔往上冲，故意惊动敌人。有些百姓以为红军不了解情况，赶紧凑过来说：“敌人在那边庄子上！”我们的战士摇摇头说，不要紧。敌人老远发觉了红军，拔腿就朝西跑，企图抢占桥西边的工事，第一支队顺势追去，把敌人全部赶进了伏击圈。埋伏的同志迎面一阵排子枪，不少敌人当场被打死，有的跪在地上举手缴枪，有的连滚带爬窜下山沟，跑得慢的几个就被俘虏了。

夕阳西下，战斗胜利结束了。就在红军打扫战场、遣散俘虏的工夫，闻讯赶来不少了群众。他们热情慰问红军，把各样吃的往战士手里塞。

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第一支队扩大到近百人，还补充了一批枪支弹药。庞明胜元气大伤，士气一落千丈，缩进九岘北庄子碉堡里不敢出来。群众中到处流传着赞扬第一支队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增加了不少传奇色彩。有时群众在集市上遇到敌人的探子，就故意吓唬他们说：“第一支队了不起呀！神出鬼没，来去无踪。”“游击队员个个都是神枪手，黑夜里听见声音就能打中，打香火头子百发百中。”有的群众甚至乘夜跑到敌人碉堡附近大喊：“快投降吧！你们的日子没有几天了！”碉堡上的敌人既不敢开枪，也不敢吭气。

人民群众对第一支队的拥护，让敌人更加胆战心惊。第一支队经常白天打着红旗，浩浩荡荡地从庞明胜的碉堡下边经过，他们也不敢开枪。驻金村庙牌楼村甘肃地方部队杨干丞的1个中队洪朝庆部也被红军所震慑，不敢继续与红军为敌，经乔占才同志出面，双方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洪朝庆保证今后不打红军，不抓共产党干部，不骚扰苏区百姓，有什么行动及时向红军报告，并约定暗号：要接触时，他们在枪头上拴条白毛巾，第一支队就别打。后来，这个中队干脆放弃了金村庙，准备撤回春荣镇大队部。但是，洪朝庆部事先未与第一支队联系，撤退途中被第一支队追到石鼓一举歼灭，全部缴了械才发现是洪朝庆中队，又把枪支全部发还放行。洪朝庆部回到春荣镇，向杨干丞报告了第一支队的情况，杨干丞又暗中派1名副官来与红军接头，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就这样，第一支队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连战连捷，队伍从13人发展壮大到上百人，重新打开局面，稳定了苏区形势。

1936年八九月，第一支队在盘克塬观音庙打了一仗。那时，红军主力已经回师陕北，东北军的重点进攻也草草收场，开始从关中苏区撤退。革命根据地形势大为好转，第一支队也有了新的发展。关中分区又派第四大队上来，由赵铁娃等带队，配合第一支队作战。两军会合后，红军决定打到白区去，扩大苏区根据地。恰好观音庙逢集，遂拟定了在观音庙作战的方案。

观音庙是盘克塬上的一个镇子。每逢集日，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来庙里烧香，赶集做买卖，敌保安队也会到集上活动。前一天夜里，第一支队和第四大队从山区来到湘乐川，隐蔽在湘乐附近的傅家山，从这里一上去就是观音庙。第二天早上，部队分两批出发：第一批由赵铁娃、倪荣兴、李汉章、王秉祥和一个战士组成，穿便衣先走；第二批是第一支队和第四大队的一部分人，隔半小时后再出发。

路上赶集的人渐渐多了，红军5个人稍微拉开距离，混在赶集的人群里朝集上走。赵铁娃和王秉祥各带1支驳壳枪，藏在衣服底下还不怎么显眼，另外3个同志各背1支步枪，外面披件棉袄，还是能看出是带着枪的。人民群众知道他们是红军便衣队，虽然是在敌占区，但还是掩护红军一起走。

赶到观音庙时，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街两旁摆满了各种小摊和小吃点。红军在集上走了一圈，发现在离观音庙不远的一个卖羊肉泡馍的铺子里，敌保安队长窦光耀领着一群保安队员，正围着一张桌子吃喝，他们的枪都靠在桌子四周，根本没想到红军已经到了身边。

红军又四处观察了一下，发现再没有敌人，便站在街南面的一条土埂上，距窦光耀一伙人不过20米，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过了一会儿，红军估计自己的队伍快到了，大家互相一示意，倪荣兴便端起枪，瞄准窦光耀就是一枪，这一枪没打中，但吓得窦光耀一下子站起身来，把手里的羊肉碗一扔，撒腿就朝北沟畔跑，红军紧跟着就追，追到北沟里，窦光耀子慌不择路掉进了水冲的窟窿里，被红军瓮中捉鳖，成了俘虏。

红军把窦光耀和另外几个俘虏一起押回街上，大部队也正好赶到了。随即，召集群众开会，先宣传了抗日的道理，然后公审窦光耀，窦光耀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他自知罪大恶极，难逃活命，也就豁出来了，见红军的一个班长正在吃梨，叫喊着要给他一个，那位班长边骂边往他嘴里塞了半个梨，他使劲嚼着还直瞪眼睛。愤怒的群众见窦光耀被押进会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拦都拦不住。

这时，瞭望哨的战士跑来报告说盘克的敌人来了。红军当即决定一面派部队迎击敌人，一面继续开会。会一开完，窦光耀被执行死刑后，红军立即出击一举击溃了从盘克来的敌人。也就在那一天，红军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捣毁了观音庙周围的所有敌人据点。

三、红军第一支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消灭强敌，壮大武装力量进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她是在人民群众的拥戴和大力支持下成为主力部队的

观音庙战斗获胜后，第一支队的声势更大了。那时，国民党东北军已经撤离苏区，红军决定彻底扫除苏区内的敌保安团据点，收复失地，巩固苏区。

首先决定拔掉九岘的庞明胜据点。庞明胜很反动，把守着子午岭苏区西边的门户，对第一支队威胁很大。经过几场激战，庞明胜兵败撤到了九岘西面的北庄子，在那里修了几个碉堡，继续凭险与红军对抗。第一支队先后几次进攻碉堡，都未能攻破，只好在碉堡周围伺机行动。

有一天，第一支队从平道川上去，绕到了北庄子碉堡北面的沟里，等到10点钟左右悄悄来到碉堡底下。原来，红军估计庞明胜在这个时候可能会下碉堡活动，想堵在外面消灭他们。但这次情况没摸准，庞明胜这天没出碉堡，等来等去没打上，红军就撤走了。庞明胜看到第一支队决心要收拾他，想来想去，只好放弃九岘据点，回老家米桥去了。至此，九岘塬全部被红军收复。

那时，盘克塬上还有两股敌人：一是驻岘头的刘铁山；二是驻盘克镇的赵让贤。刘铁山曾经参加过革命，后来叛变投敌，他部下有4个中队，为了保存实力，不随便出据点。红军硬攻了几次，刘铁山看到势难持久，在未破寨之前，主动放弃岘头据点，撤到早胜去了。刘铁山一退，只剩下了困守孤镇盘克的赵让贤联保大队。第一支队包围了盘克，准备攻打。赵让贤一看抵抗无力，逃走无路，只好开门投降。乔占才和王秉祥进寨谈判，商定让赵让贤部改编，给一个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红军部队第一次开进了国民党长期盘踞的盘克镇。

到此时，子午岭苏区新宁县境内3块塬上的反革命武装已逐个被红军驱逐、肃清。新宁县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区境内一个反革命据点也没有了。新宁县境内的敌保安团据点全部被肃清，对新正和合水县产生了很大震动。在这种形势下，第一支队开始向北活动。

有天晚上，第一支队到了合水古城川。才下山，看见沟里有火光、人影，估计是翟老五的部队。翟老五是个大地主，经常带着人出去收租。第一支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悄悄摸了上去。双方刚一接触，翟老五部就落荒而逃，红军只抓到1个俘虏，他牵着1匹马，说是翟老五的马。

这下，翟老五的部下军心动摇，很快他的1个分队长佟得才就率部投诚。佟得才部投诚后，由佟得才任一中队队长，原一中队队长任二中队队长。佟得才带来的队伍编到了二中队。与此同时，合水县黄炳星保安大队的一个徐姓分队长，也带队投诚。第一支队因此扩大为3个中队，人数达到了二三百人之多。

第一支队在子午岭山麓南起新正县三嘉塬，北到合水太垴、店子塬，东起子午岭，西止早胜、春荣，方圆200余里的地区开展革命斗争，保卫和扩大了苏区，打击了反革命武装，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了。中共中央在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后，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第一支队奉命改编为红军独立一团，随主力部队南下。第一支队队长王秉祥奉调留地方工作，未能随部队南下。改编后，乔占才同志调独立一团工作，后来又调回地方工作，任赤水县保安大队队副，后在打赤水县梁庄郭相堂敌保安队时光荣牺牲。

乔占才同志是陕西省旬邑县职田镇墙下人，优秀共产党员，1934年由第五支队二中队队长调任第一支队指导员时，才17岁。他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勇敢。在残酷的斗争中，虽然第一支队先后牺牲了多位队长和很多优秀战士，最困难时部队只剩下13个人，但他毫不动摇，坚定地团结和领导着第一支队，历尽艰辛，顽强战斗，从第一支队成立到改编为独立一团，始终都和同志们在一起，是第一支队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支队的干部战士以及第一支队战斗过地区的广大群众都十分敬佩他。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红军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绝对听从关中特委、新宁县等县委的指挥，在子午岭广大地区汲取教训、制定新策，依靠群众换天地，不怕牺牲勇战斗，顽强无畏杀强敌。这使支队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和壮大成为陕甘红军的主力部队，其成果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段光辉历程值得每个人铭记。